编者按：陈伯超老师说:“我的一生，大部分精力和心血应该说都奉献给了我所钟爱的建筑事业和工作，在我的人生舞台上，我同时扮演着管理者、建筑师和教师三重角色，而建筑师是我一生的向往。”
2018年，学校建校70周年，陈伯超老师70岁。也是这一年，陈老师将在建筑研究所退休。陈老师一生温恭直谅、逊志时敏，作为学校老领导、老教授，退休前，他将个人160万科研经费捐赠给学校，用于学校建设，也是他在学校事业的延续。
陈伯超
男，1948年8月出生。现任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沈阳建筑工程学院院长、沈阳建筑大学校级调研员等职。曾获全国优秀教师、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市十大科技英才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我没有做过调查，作为沈建大的在职教师，能与沈建大同过70岁生日的，可能唯我一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事情。不仅因为我的生日可以偏得地与学校70华诞共享喜庆，更在于我的专业、人生早已与沈建大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共同奋斗、共同欢乐、共同成长。
沈建大哺育了我，我与沈建大甘苦与共。
回望过去，历史的变迁令我们这一代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平凡的生活止于中学，接下来是停课、上山下乡、返城务工……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直到30岁，我赶上了首次恢复高考，终于圆了早已破灭的大学梦。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专业生涯……我专业的人生列车从起始点出发至今，始终没有脱离沈建大的轨道。
整整37年过去了，沈建大把我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建卒，培养成长为一名筑厦大地的建筑师和播绿讲台的教授，也将我由一名基层教师推上了校级领导岗位，还为了让我发挥专业特长和满足我的个人要求，全力支持我重返教育与建设第一线。
大半生的时间和岗位转换，使我熟悉沈建大的每一个角落和学校发展的每一步足迹；我看到学生的面孔在不断变换，一届届的毕业生从这里走出去，一波波令人振奋的喜讯被传回来；我体验着教师们不遗余力地付出，感受着收获时发自内心的喜悦……这究竟是我的感受还是学校的感受，已经分不清楚。
我在沈建大度过的大半生，概括起来大体上做了3件事情：创建建筑系、担负学校的行政领导责任、组建建筑研究所。对这3件事我都曾满怀抱负、尽心尽力，也从中颇感欣慰，却又都是“有头无尾”，深深感到，我既为它们的后续发展提供了空间，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一曰“建筑系工作有头无尾”
沈建大当时的名字为“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叫建筑学院，却没有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建筑类专业。我觉得，这无论对正处于建设高潮期的国家，还是对学校的发展都是短板和重要缺陷。当时的我根据了解，发现制约学校建立建筑类专业的理由是“社会对建筑类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已近饱和”。
面对这种局面，我一方面敏锐地感到这一判断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另一方面又深知，作为刚刚迈出校门的“新兵蛋子”要想改变现状何其之难。但别无选择，既然国家需要、学校需要，我们就要为之努力。
我和鲍继峰、石铁矛、任乃鑫、胡英等几位刚被授予“新教师”身份的同伴自发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分头到辽宁省几个主要设计院了解各院设计人员的专业构成和对各专业后备人才的需求情况。最终，调查结果和我们的预料完全吻合——当前和未来最为短缺和急迫需要充实的就是建筑类专业的毕业生！我们的调查活动引起了许多设计院的一波呼吁潮，甚至有的设计院长建议我们召集辽宁省各设计院院长召开会议，由他们一起向有关部门提议在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组建建筑学专业。
当然，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哪里有资格召集全省设计院院长会呢？但正是这一活动使我们倍受鼓舞，也进一步认识到该类专业创办的重要意义和作为新一代教师的历史职责。随后，我们以撰写调查报告和新专业组建方案等形式向学校和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和创办申请，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并立即正式纳入了学校的重点建设程序。有了学校的支持，由学校操办，申办工作变得顺利起来。
1984年，教育部批准我校建立建筑学专业并正式招生。
尽管，随之而来的创建新专业任务更加艰巨，但这更加激发了我们工作的激情。摆在我们这几个毛头建卒面前的条件是：毫无教学经验的我们除了要奓着胆子登台上课之外，还要自撰课程讲义、组织课程体系、编制教学计划、设定发展目标、构筑专业特色和设计专业发展大纲……毕竟这对毫无教学经验的新手来说不是一件容易事，况且还要做得好。
师资力量极为短缺。几位新教师要承担一个专业的课程，就只有个个都是多面手，个个都要满负荷。记得在新专业成立之后，从辽宁省建筑设计院调来我们教研室的葛蔚玉老师，在一次被评为先进教师的会上，她说，一周上40多堂课。别人私底下说她夸大其词，因为，这相当于每天平均上7-8堂课（那时每周6天工作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只有我们知道，她的话没有半点虚假，我们大多都是这种状态。
缺乏对新专业理解和环境支持。作为一所工科院校首次开办这种兼有工、文、艺术性质的专业，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不够适应的情况。
比如，对建筑设计课就曾产生诸多非议。有的老师认为它只是一门实践性质的课程，不能作为主干课。因此，该课任课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就要比其他课程打折减少；另外，因为这门课每个班同时要由2-3名教师承担，每个教师就更是只能按比例分摊这份已被折减了的工作量。再者，该课程作为考试课，则要求必须采取答卷的形式决定学生成绩，一个学期的设计成绩只能作为参考……
虽然，这在其他专业类学校和我们后来的教学中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新专业开办初期，这就是我们难以逾越的工作障碍和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因素……类似的问题和困难不一而足。
其实，大家内心都是充分理解的，毕竟我们是在从事着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一件对自我充满挑战和激励的事情，一项体现着很大意义和价值的事业。经过困难的洗礼，我们从中得到的更多、进步更大。我们紧紧地依靠学校，争取学校的支持，也得到了学校的鼓励、帮助和指引；得到了身边许多教师们和同学们的帮助和配合；在为社会、为学校贡献力量、排忧解难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成长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
然而，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为学校建筑系的发展，为建筑类专业早日跻身国家一流行列而热血奋斗时，组织将更重大的任务、更重的担子交给了我。虽然当时年轻的我心有不甘，觉得目标未达，意犹未尽。但今天，当我看到学校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快速发展，距离当年的目标越来越近时，心中倍感欣慰。
二曰“学校工作有头无尾”
1993年到2001年，我被安排到学校领导岗位，先后任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职务，一干就是8年。
最初，我心里实在放不下自己所热爱的建筑学专业，面对新岗位只是“半心半意”工作：在完成好副院长职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挤出每一刻时间用于教学、科研、工程等专业性工作。
虽然不可能做到连轴转，但至少是半“夜以继日”。经常有话传到我的耳中，说我书房的灯每天到午夜2点多还不关。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种赞许，并没有在意。听得多了，才隐约意识到，由于学校的宿舍楼间距很近，我书房的灯光在一片漆黑的深夜格外刺眼，会影响别人的睡眠。我这才有所注意和节制——拉上窗帘并经常地调换到对面房间，以“干扰均得”的办法，减小专一性的影响。
当把我推上院长职位之后，终于感到作为一校之长和一所大学的法人代表容不得半点疏忽，组织把如此重任交给了自己，这种“半心半意”的态度是会误事的。于是只能心有不甘地放下了自己所衷爱的专业，把满腔精力全部倾入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之中。这也为我日后的“辞职归队”埋下了伏笔。
在学校管理岗位工作期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学科建设上。最初接任副院长时，按学校班子成员分工，即由我分管学科建设工作。当时的具体任务是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实现学校硕士点零的突破。
那段时间，在学院党委和院长的领导下，我们充分调动全校干部、教师的能动作用，学习“老大哥”院校的建设经验，完善我们的建设目标，重组学科梯队，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终于在当年我校被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并且所申报的土木、机械、建筑学三个学科全部通过了硕士学位培养资格的认定，一举获得了一个授予权和三个学科点。
这在当时是受到许多院校非常羡慕的事，也是我校经过长期建设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学校的办学层次跨上了一个高的台阶。这之后，我接手了院长职务，并将学科建设作为统领学校各项工作的第一纲要。
我将繁杂无序的各项工作一并纳入到学科建设之中：人事工作按照学科建设需要吸引和扶植人才，组建教学与科研梯队；财务工作以学科建设为主线，合理计划并有重点地支配经费使用；后勤工作以学科发展为第一要务，全力为学科建设提供服务保障工作……
当时，学校面临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学院党委领导下，提出了“改学院为大学、新校区建设、争办博士点”三大即时工作目标，方向明确、内容具体、任务艰巨。我作为执行负责人，发动全校干部、教师和学生同心协力，落实每一项任务，为实现这三大目标扎扎实实地工作，为学校的发展撒下了汗水。
任职期间，我发自内心地感谢组织对我的器重、信任和培养，感谢学校给我提供的成长机遇和发展平台，感谢老师们用自己的付出所给我的诚心支持和全力帮助，感谢同学们的努力学习和对学校工作的悉心配合。有他们才有我的所有，我成长的每一步都是挂在学校这个列车之上，是大家共同扶植和帮助的结果。
然而，长期以来伴随着自己内心的不安，是在学校前行途中我却“自我下岗”，留下了许多未尽的工作与未及实现的目标。
三曰“建筑研究所工作有头无尾”
2001年，省委同意了我辞去学校领导职务的请求，我重新回到了专业岗位上。组织对我的理解、宽容、支持和帮助，始终是我成长和发展的动力与依赖。我由“陈院长”变成了“前院长”，我把自己的新工作定位为“再创业”。
在学校的支持下，我组建成立了建筑研究所，这是学校第一个以科研为主，辅以研究生教学和建筑工程设计职能的科研机构。成立这个研究所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创建一个能将产、学、研三项职能高效合一，又是一个使师生理论联系实际且具有高专业水准的孵化器。
另一方面，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使它成为一个探索中国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通过在学校工作期间频繁接触到的申报学科点工作，使我认识到，由于中国研究生教育体系建立的历史较短，至今尚未形成独立、完备而科学的教育体制。
目前的大学教育“按专业”分类，是为了大学教学的方便而对课程进行组合分类的结果。而研究生教育则不同于大学教育，它是依托于科研过程的一种教育。根据科研任务的需要，由教授带领研究生在科研的探索中完成学习并取得学位。因为科研是“按学科”分类的，所以研究生教育也是根据学科进行分类。
简言之，专业分类主要为教学需要，学科分类是为科研需要，二者是不同的：分类方式不同，内涵也不同。比如，在我校以专业为基础建立的二级学院中，土木、市政环境、材料、机械等学院的教师从事科研工作都可能涉及到计算力学问题，那么，计算力学学科点究竟应该放在哪个学院呢？显然，放在哪里都不能完整地涵盖该学科，既不便于科学管理，也不利于该学科的发展和科研工作的深化。
再如，管理学科的设置与专业之间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因为学科与专业完全是两码事。目前，我们把以学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研究生教育放到以专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二级学院中管理，属于在研究生教育体制不健全情况下的一种“寄养”方式。
而以科研为工作对象的研究所恰是按照科研的分类方式—“学科”建立起来的，只是由于目前我国大多研究所内的人员配置和工作任务并没有完整地涵括教育职能，因此只能权且采取这种“以大学教育体制替代研究生教育体制”的临时性措施。这也是造成目前社会上通常所说的“考中学”“考大学”和“考研究生”这种逻辑混乱现象产生的根源—中学、大学都是承担不同程度教育的依托部门，而“研究生”却是受教育者的一种层次。
那么，承担研究生教育的部门又是什么呢？应该是研究所。因此，在一些国家称其为“考研究所”更为符合逻辑。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成立研究所，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为探索中国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而摸索办法和积累经验。
从建筑研究所的诞生，到她前行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浸透着学校的支持与希望。正是学校，曾经单独为建筑研究所制定了许多扶植性的特殊政策：不固定编制按需进人、建筑研究所单独招研究生并单独管理、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共建建筑类学科点、结合建筑研究所工作特点为教师制定考核与晋职标准……正是得益于这些实事求是且目光高远的扶植，建筑研究所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我们曾在一年内获得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达到平均1.5人一项国家级项目），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及工程设计奖，每年都有许多有水平、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发表，并且师生经常出现在全国学术会议的讲台上，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培养出180余名硕士研究生和9名博士生，研究所的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学历层次、职称评定双面提升，更在思想和专业素质上稳步前行。建筑研究所连年被学校评为A级单位，并获得“全国小平创新团队”、辽宁省优秀班集体标兵、金牌班组、劳模创新工作室等荣誉称号。
建筑研究所（另名“地域性建筑研究中心”）是一个充满活力、极具凝聚力的大家庭。师生们亲切地称她为“地域”，每个成员都自称“地域小鬼”。
建所以来一直影响着每一位“地域小鬼”的“地域文化”（敬业文化、亲情文化、白领文化、鬼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思想工作方式，成为督导“小鬼们”做人与行为的品行规范。
以“今天学习生活，明天享受生活”为主旨的长桌宴和端午包粽子活动，使“小鬼们”丰富生活的同时，更加亲密无间。类似的活动，如每年的地域节、春秋游、每日两次的咖啡间休……更使家庭气氛充满了这个爱与学术氛围浓郁的集体。
每周三下午雷打不动的“研究生例会”、每年向全校本科生招聘组成的“联合编队”活动、由建筑研究所承办的各种规模（从全国到国际、从单位之间到全省、从所内到全校……）的学术会议、学术交流活动使这里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平台。通过组织这些活动，在提升学术素养的同时，也极大地锻炼了师生们的组织与工作能力。
外面的学生向往和羡慕这里，这里的师生热爱和享受着这个集体带来的温暖，毕业的学生舍不得离开这个在心里刻下了深刻记忆的家，我也全身心地沉浸在她所带给我的满足与快乐之中。即将退休，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个“地域之家”和家里的“孩子们”，就是为这个家播撒阳光和雨露的学校，就是我为之付出了大半生精力与情感的建筑教育事业。
人生有头，事业无尾。工作总要退去，学校总在前行。能在其中奋斗，为之助力，哪怕微不足道，却是人生幸事。看着健康成长的后生，看着为之奋斗的事业，看着蓬勃发展的学校，我的心里只有满满的知足与幸福。
